一位中国教育家在美国的独特发现
二十多年前，中国派团赴美考察基础教育。考察团回国后提交了一份报告：美国学生无论能力高低，无不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课堂上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有的甚至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基础教育已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用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美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到北京、上海等地考察，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小学生听课时总是把双手端放在胸前的桌上，幼儿园小朋友都把手背在身后听老师讲话；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大街上见到最多的人是学生……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其学习成绩和任何国家的同年级学生相比都是最好的。可以预言，再用20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对比：不同的考察者考察不同的教育现象，居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可惜的是，这共同的结论并不正确——双方的预言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并没有变成现实。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结论的偏颇？     
    当代著名教育家李希贵先生在美国进行了36天的教育之旅，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美国学生怎样上厕所
    李希贵先生用36天时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
    面对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教育，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才能把握其精髓，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李希贵敏锐的目光穿越了美国宏大繁富的教育体系，穿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教育改革和成就，聚焦到一个又一个细微得不能再细微、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细枝末节上。尤其让人感到新鲜和惊异的是，李希贵所捕捉到的，都是些被常人所忽略、所遗忘的细节，因而也就格外引人关注、格外发人深思。
    例如，上厕所。有谁会注意到美国的学生如何上厕所呢？李希贵就注意到了：“在美国的中小学，课间基本是5分钟，还有的学校是3分钟、2分钟甚至1分钟，确定课间时间的长短，依据的是教室之间相隔的距离，只要学生能有足够的时间跑到下一个教室即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孩子们既要跑教室，又要去厕所，时间够用吗？”
    有意思吧！这就是李希贵。他总是能够见人之所未见、思人之所未思。
    果然，连美国的校长都感到匪夷所思：这还算个问题吗？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不管是什么时候，当然包括上课时间，只要需要，随时可以不需任何人的批准就可以到厕所去，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人权的一部分。”
    原来是这样！小小的上厕所问题，居然关系到对少年儿童人权的尊重。
    再如，美国老师怎样记住学生的名字。
    就是在国内，又有谁会关注这样的鸡毛蒜皮呢？但李希贵关注了，他特意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泰德·莱戈教授，“这位教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专门研究尽快熟悉学生、记住学生名字的方法。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还在学院里成立了一个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教师俱乐部，还真就有那么一大批优秀老师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共同分享着记住学生名字的好方法。”记住学生名字看起来是小事一桩，但他却关系到师生关系和情感的建立，关系到教学的效率。
    再如，中小学生的班级组织运作，这也是李希贵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番考察，他发现：“美国学校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角管理——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政员——以马内利…… 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甚至连一个学习小组长的召集人也是轮流担任——“而且，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与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
    ……
    李希贵用他思想的解剖刀，把美国教育肌体上的毛细血管解剖开来，鲜明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仿佛融会到美国教育肌体的深处，感受着它的体温，感受着它的呼吸，感受着它轻微的生命的脉动……一叶知秋，滴水映日，真实的美国教育大世界通过这些有趣的细节，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产生不可抑制的探究欲望！
    教师就是专家
    作为中国当代颇为知名的教育家、国家督学、教育部高中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成员，李希贵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他在36天的美国教育之旅中，始终以中国意识、中国眼光来观察美国教育，他把所捕捉到的美国教育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中国的教育现实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发现差异；通过对比，提升理念。从细节出发的比较研究，令我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就以上厕所这个细节而言，李希贵就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对比：每到课间，我们的孩子总是争先恐后跑向厕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学生甚至要排队入厕——因为我们一般不允许孩子上课时间上厕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思路，放开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呢？
   “同样的问题还有许多。譬如，迟到了为什么要喊‘报告’，他自己迟到了不说，还要用一声‘报告’去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吗？
   “还有，课堂上发言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那样不是暗示孩子们尽可能地少发言吗？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全校几千人一同上课间操？为什么要让有着不同体育爱好的学生，经年累月地做一样的体操？而且，从效率的角度来说，4分钟的课间操锻炼，我们却常常需要8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集合。
   “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的校园里其实还有许多，只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见怪不怪了，像是一棵从小就长歪了的树，似乎它就应该是歪的、它必须是歪的，如果有一天，它忽然变直了，我们反倒会感到奇怪，感到不可思议。”
    小小的厕所问题，折射出这么多深层次的东西，这大概是我们一般人所想不到的。
    这种从细节出发的比较研究，让李希贵悟到了很多先前不曾悟到的教育理念——
    譬如，教师就是专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每当涉及到课堂教学的评价时，他们就会邀请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到研究当中来。原来，在美国人的意识里，教师就是专家。甚至连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李希贵不由慨叹，“当一个社会允许、鼓励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譬如，要学会从学生和教师之外寻找教育失败的原因。“在我们许多学校里，教师和教育的责任被无限放大，特别是在‘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旗帜漫天飞舞的时候，教师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教育不是万能的，许多事情也不是一位教师能够左右的。”
    譬如，不要让孩子们带着等第观念进入社会。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总是按照学习成绩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深知在班级里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班干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带着等第观念进入社会的孩子，心灵里很难长出民主平等的大树。
    譬如，让孩子崇尚平凡。对比美国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并不怎么在意脚底下的道路。我们的孩子希望成为伟人的多，希望轰轰烈烈的多，他们却似乎做不了平常的小事。让孩子崇尚平凡，脚踏实地，以感恩的心对待身边发生的平平凡凡，也许，世界会变得更加真实，当然也更加美好。”
    譬如，诚信要靠诚信来铸造；要让教师了解课堂以外的世界；给学生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在选择中学会选择；让孩子从异想天开中升腾梦想；阅读不等于看书……
    这些个性化光芒的教育理念，犹如晶莹剔透的珍珠，闪烁着原生态的生命光芒，让我们如醍醐灌顶，心胸为之豁然。
纠正对美国教育的误读
    说到中美两国教育，我们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美国学生没有学习负担，而中国的学生负担重得不得了。李希贵深入美国学校内部的细致考察发现：美国的中小学生同样有负担，美国的孩子同样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
    李希贵通过对一个叫比尔的四年级男孩的作业研究发现，“美国孩子的作业并不像我们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轻松无比。其实，要完成这些作业，他们常常要付出很多，有时也很辛苦，甚至做作业到深夜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他们的作业常常是有趣的，值得付出的，一旦有了结果，也是常常令孩子和家长感到欣慰的。所以，有人说，美国孩子的作业多而不累，作业任务重而没有负担，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李希贵还访问了几所著名高中的中学生，结果他看到，这些名校高中生的学习非常艰苦，熬到晚上一、两点钟是平常的事情。
“到康涅狄格州的崇德中学考察时，发现这所肯尼迪曾就读过的中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生全部住校，可是能够用于睡觉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每天仅有4到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孩子们的精力叫我有些怀疑。”
    那么如此繁重的学习压力，为什么没有招来学生的反对，没有招致社会各界的批评？
   “他们的回答是：在斯蒂文森中学，总共有上千个学生社团，还有应有尽有的选修课程。只要你喜欢，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和团队。在自己选择的课程和团队里，过一种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无论多么苦多么累也心甘情愿。”
   “可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没有艰苦，不过都是自己选择的艰苦，在选择的旗帜下，抱怨已经没有了理由。”
    自主选择的力量原来如此巨大！
    而与纽约市教育局评价办公室心理测量专家、专门负责纽约市的中小学考试工作的安德鲁博士的交谈，进一步让李希贵了解到了美国的考试情况。原来，“美国也有统考的。虽然各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对4年级和8年级每年进行语言和数学测试，纽约州即是如此。除此之外，纽约市还要对其余的年级，包括3、5、6、7各年级进行统考；从明年开始，纽约州也学习了纽约市的做法，决定对3~8年级全部进行州统考。”
   “美国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是不允许公开的，但对学校的各科成绩，却要求向全社会公布，而且还要公布与往年的对比情况。每一所学校的成绩一目了然，如果一所学校长时间不能改变落后状况，校长就必须下岗。当然，在大部分学校里，成绩也是解聘教师的理由。
   “高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安德鲁说，美国高中（9~12年级）的考试一般由各校组织，但语言、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学校间往往有一些区域性的协会统一组织考试，以此来衡量各校、各科的教学情况。”
    李希贵指出，“在美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其实美国才是一个考试多如牛毛的国家，他们的考试机构发达，考试方式多样，考试内容也五花八门。只是，他们并没有被同一个模式所桎梏，每一家组织，每一个行会，每一间公司，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考试。所以，美国又是一个对考试方法的研究特别严谨的地方：如何才能真正检测出真实的水平，成为许多大学、许多教授终生研究的课题。在哥大专门研究考试的教授就有十几位之多。”
    通过对美国考试制度的观察，让李希贵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试仅仅是一种评价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关键是我们怎样运用它——犹如核能，既可成为造福人类的核电，也可成为毁灭地球的核弹，全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只要存在人类，只要存在选拔和竞争，考试恐怕就无法避免。既然考试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大大方方地研究考试，认认真真地研究分数，使之更趋科学合理，更趋公平公正？实际上，应试本身也是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真正科学的应试，应该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
    最后，李希贵一语惊人：“应试教育不是洪水猛兽！”
由细节抵达文化
    李希贵观察的视角并没有拘泥于教育，而是时不时把目光投向教育之外的家庭、社会，并进而升华到文化的层面进行反思。
    走在大街上，李希贵看到，“美国的街头到处都是投币式自动售报机，只要投上一枚硬币，报箱就自动开启，你可以自己任意取报纸。……但是，没见有谁一次拿走两份报纸，也没见有谁不交费而拿走报纸。有人说，投一枚硬币，就可以把整个报箱的报纸全部拿光，花几元钱就可以把全纽约的报箱全掏空。卖报可以，卖废纸也可以，美国人真没心眼。”
    住在美国宾馆，李希贵又发现，“美国大部分宾馆的早餐是免费的自助餐，这与我们中国大陆基本相像。不同的是，餐厅里根本无人对就餐人员进行核对，既不收餐券，也不看钥匙卡，进来都是客，坐下便就餐。”
    从这些没有“心眼”的举动中，李希贵发现了美国文化最可宝贵的一面：“美国人是没有那些小心眼，但他们有的是‘大心眼’。在美国社会，大家是以互信作为处事的基石的，大家相互之间的这种信用，构成了一个健康运转的美国社会，才有了今天的美国信用经济，这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小心呵护。”
    朋友请李希贵看棒球比赛，赛场上气氛特别热烈，“比赛前唱国歌，全体起立，即使拄着双拐的残疾人，也站起来放声高歌；第六局之后，又是全体起立，齐唱‘上帝保佑美国’……”
    对比之下，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爱国教育，一直到大学，但是在类似的公共场所，却甚少能够看到美国棒球比赛中这样让人感动的场景，这究竟是为什么？原来，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主人意识”——“美国是美国人民的，他们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这样想，他们都是美国的主人，因此他们可以骂总统，骂议员，但却始终改变不了爱美国的意识。”这就是积淀在美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识。
    这种文化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带着这个困惑，李希贵到校园里去寻求答案，他终于发现：“美国人在校园里、在课堂上，早就收获了做主人的感觉。”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好像那就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他就是这个天地的主人。
   “而在我们的校园里，却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课外口若悬河、说话很自信的一些学生，在课堂上面对着老师讲话却唯唯喏喏，甚至噤若寒蝉。刚才在课堂上还是思维僵滞、呆呆的样子，一走出教室，却是又说又笑，活跃异常。原来，孩子们大都把教室看作是老师们的教室，他们只是客居其中罢了。教室里有什么规矩，‘主人’有什么习惯，甚至怎么才能赢得‘主人’的欢心，都该认真小心地推测、研究，因为，许多‘不识时务者’经常被老师赶出教室已经为大家树立了可怕的榜样。”
    正是由于在我们的班级里，孩子们找不到自我，没有做主人的感觉；走上社会，他们同样也没有做主人的感觉——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生存状态，他怎么可能主动去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呢？
    朋友带着一岁半的小孩到李希贵的住处做客，把孩子随便往地上一扔，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一直到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他的爸爸却始终不说一个“NO”字。因为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由这样一件小事，李希贵深刻反思我们的学校文化：“在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中，我们最重视的当属制度文化——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多如牛毛，但这些制度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我们无端地制造了多少枷锁和镣铐？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锐意改革不过是标签而已。”
    可见，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最终支撑并决定教育发展方向的力量是文化。
    回到本文的开头，为什么中美两国的教育考察团，在互相考察了对方的教育之后，得出了相同的不正确的结论？从李希贵在美国的的独特发现，我明白了：关注了教育表层的特征，忽略了表层特征背后内隐的教育理念、价值追求，没有注意到文化的作用和力量，这样的考察，必然陷入误区。
    想一想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又有多少努力陷入了这样的误区不能自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