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洼地效应”
 
“这些年从没这么累过。”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燕兆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不住地叹气。今年是他担任该校校长的第二个年头。
 
虽然学校的设施很简陋，但相对于设施而言，让燕兆时劳神的主要是学校师资和管理方面人手不够。
 
“我现在急着找一些合格的老师。一个好老师在两三周内就可以让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和学习状态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燕兆时说。然而，现在打工子弟学校很难吸引到好老师，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偏低。该校代课老师兼任班主任的月工资仅2500元，纯代课老师的工资更少，并且没有任何保险。
 
另外，这个职业本身也不稳定。从长远来看，打工子弟学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随着社会的成熟，这个群体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消亡。
 
“在这个行业里做，人生规划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容易招来老师？”燕兆时不禁反问。
 
现在，小天鹅主辅课的老师加起来有14人，他们都是大专或本科文凭，有两到三年的教龄。学校在校学生有300人。然而，由于孩子转学率高，接近1/2的孩子是后进生。所以，最近每逢周末，学校就组织老师给学生补课。
 
“从天资上看，这些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关键是后天的教育环境太差。有些学生是很好的苗子，如果按照这种条件发展，他们很难考上大学，真的很可惜！”燕兆时不无惋惜地说。
 
事实上，从2001 年至今，国务院连续4次发文强调重视打工者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办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然而，北京市的实际行动却是强制关闭了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导致很多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要么被迫回乡，要么无奈辍学。
 
据传知行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流动与留守之间——打工者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调研统计，目前，北京打工者子女学校在100 所左右，另有50 所左右民办学校，共有10 多万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打工子弟在读。而此前，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最多的时候超过500所，由于竞争整合和政府关停，减至目前的数量。
 
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计划生育、城区布局改造等原因，导致北京本地户籍生源大规模减少。据统计，目前北京户籍在校中小学生人数从近100万人和53万多人分别减至51万人和21万人。
 
由于生源减少，北京市直接撤并了大量中小学。从1996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小学和中学数量分别减少了1276 所和6所。
 
然而，这些由于本地户籍学生减少而产生的富余教育资源，在教育布局调整后要么被闲置，要么被废弃，而没有充分向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开放。
 
传知行研究所调查认为，保守估算，北京2006年完全有能力为49万名非本市户籍学生提供义务教育。然而，北京当时实际接纳的仅仅是37万名流动儿童中的62%，另有约26万人的闲置教育资源没有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
 
此后，从2007学年到2010学年，北京市流动儿童数量从约37万增加到47.8万。很多人担忧，完全解决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会形成“洼地效应”，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所谓‘洼地效应’是个伪命题。难道因为人口膨胀，就能光明正大地拒绝为流动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或拒绝提供与本地儿童一样的义务教育吗？”任星辉质疑说。
 
与北京相比，上海、深圳在对待流动儿童就学问题上则表现得相当灵活。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上海47.05 万打工子弟中，约有71.9%的学生在公办学校就读，剩余的13.2万人均为小学生，也在162所享受政府补贴的民办小学就读。
 
由于大多数上海民办小学的创办者多为国有民办，事实上也是公办学校。而私人办学由于政府参与投资并出资运行，也具有公办学校的性质。
 
其中，包括学校的全部开支在内，民办学校的年生均经费在2500 ~3000 元之间；而公办小学的年生均经费在1.3 万~1.6 万元之间。
 
2008年转制后，上海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明显得到改善。教师收入每月都能达到2500 元，有社会保险，学校提供业务培训，教师可以评职称，远非北京的民办学校可比。
 
但在调研中，上海宝山区一位民办学校校长依然表示，鉴于学校能为教师提供的资源有限，学校支持教师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其他工作岗位。
 
在深圳，由于入读公立学校比较困难，政府为民办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地教师的平均月工资可以达到2500元，而且全年都发，也有社会保险，并提供食宿。
 
“深圳民办学校整体运作规范，教学质量比较有保证。我们看过两所不同规模的民办学校，基础设施很好，有塑胶跑道、图书室、电脑室等。”任星辉介绍说。
 
但是，当地民办学校收费较高。小学每年学费约为3000 元，加上其他费用，一年的费用在4000 元左右，政府不提供或仅提供很少的补贴。
 
“总体来说，打工者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在城市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其中，北京是此次调查的几个大城市中做得最差的。”任星辉说，这从北京如何对待30%未被公办学校接纳的打工者子女就可以判断出来。
 
来自校外的干扰
 
除了学校师资力量薄弱以外，打工者流动子女在校外的教育环境也不理想。
 
从2006年起，北京某基金会开始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组织进行免费的英语、音体美等方面的课程辅导。华纯是该公益组织的中心经理和辅导教师之一。
 
他在多次家访中发现，由于学习环境不佳，有些孩子甚至很难完成作业。有一次，他给一个孩子辅导功课，看到姐弟三人就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做作业，光线非常差。
 
还有一次，他在家访的时候发现，一位家长居然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看电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打工者子女家庭教育环境不佳，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或家长工作状况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意愿不是那么积极，也没有合理的教育方法。”华纯说。
 
为此，除了给孩子补课以外，该基金会也把改变家长的教育理念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一年多来，基金会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据华纯介绍，有一个参与家庭教育的母亲，以前孩子犯错，就对孩子又打又骂。现在，这位母亲已经有很多改变，具备了一定的教学能力和方法，还成了基金会一个班的班主任。
 
除了家庭环境以外，这些打工者子女聚居的社区环境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们都很喜欢玩，但是卫生和安全存在很大问题。我辅导的社区在朝阳区，这个社区不缴卫生费，巷子里的卫生根本没有人管，公共设施也缺乏，感觉这些孩子们游离于整个城市之外。”华纯说。
 
另外，在打工者流动的社区里，孩子们很难有接触社会教育的机会。城里的孩子可以进少年宫、博物馆拓宽视野，而这些孩子却很少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而更让华纯无奈的是，虽然大部分打工者现在已不存在温饱问题，但是即使是一点儿象征性的教育投资，一些家长也不愿投入。
 
为了提高学生出勤的稳定性，该基金会曾经想过一个办法：对来上课的孩子收100元押金，如果全勤，或者有事的时候家长打电话请假，就不会扣押金；否则每次扣除10元钱。
 
“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孩子参与活动的稳定性。但有些家长不愿出这点钱，反而不让孩子到社区参加辅导了。”华纯说，现在这个办法已经被放弃。
 
此外，他认为，对于这些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孩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存在着问题。
 
这些孩子中间，有很多出生在北京，他们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北京人，但是这座城市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现在他们还小，问题是他们长大了以后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如果这些问题不改变，这一代的流动人口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华纯说。
 
呼吁建立全国学籍信息系统
 
对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难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郭宇宽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全国学籍信息系统来改变现状。
 
学籍信息系统可以使政府的义务教育拨款随着学生学籍的流动而调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与管理效率。
 
我国最早开始学籍信息系统建设的是宁波市，目前，学籍信息系统在浙江、安徽、湖南、四川、山东等省市已取得成效。郭宇宽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学籍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建立至少比全国春运铁路售票联网系统要简单。铁路售票系统就集中在春运的几天，高峰期压力特别大；但学籍输入的系统已经早有国家标准，都是统一的。”他说。
 
同时，北京律师丁锡奎指出，根据《行政复议法》，如果流动儿童到居住地所在学校入学，学校不接收，就是侵犯了儿童的权益，如果教育部门不受理，就是不作为。
 
“‘五证俱全’，这些都是添乱。根据行政复议法，可以申请上级政府进行审查。”丁锡奎认为。
 
他指出，虽然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受教育权利纳入诉讼内容，但是根据1999年通过的《行政复议法》，如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对申请受教育权利保护人的法定职责，就是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提出诉讼。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北京新启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熊伟建议，可以长期发行农村教育国债，改进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并设立资金走向监督机制。
 
“未来，中国的竞争力最主要的就靠儿童的教育，如果早期教育能超过韩国、日本、非洲、印度这些国家，我们的未来肯定不用愁。”郭宇宽说，“但如果下一代小孩的基本功没打好，国家的未来就没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