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与留守两种状态下游走的打工者子女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图片来源：昵图网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权利难以兑现，法律的严肃与权威大打折扣
 
我国目前约有数千万流动与留守儿童，但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城市对农村排斥的情况下，他们的受教育权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教育权是社会流动与阶层改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人们改变身份的相对公平的机会，该权利不保，社会底层民众很有可能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城市化过程造成的人口流动，数千万打工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流动与留守两种状态下游走的打工者子女，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据统计，当前，我国有至少2000万左右的流动儿童；而据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约为5800万人。
 
无论哪一种状态，打工者子女或因教育设施落后，或因城市排斥，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不断受到挑战，与《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背道而驰。
 
“既然法律承诺了义务教育，政府就有义务办好公办学校，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合格的义务教育。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荒谬。”民营研究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星辉对《中国科学报》说。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例判令城市学校向学区内的流动儿童开放的案例，《宪法》和《义务教育法》尽管规定了受教育权，也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北京律师丁锡奎说。
 
难以遏制的不公
 
“基于现行法律，每个儿童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且享有在父母工作地或经常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权利。无论他的父母是从事何种工作，来自何方。”丁锡奎说。
 
《宪法》是所有受教育者接受平等教育的标尺。同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儿童现居住地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然而，现实往往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很容易脱离法律的“缰绳”，让社会行为失范。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由于发展滞后，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丰富，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打工子弟作为受教育权的享有者，也难以在居住地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
 
2011年，传知行研究所对北京、上海、广东、河南、安徽等五省城市和农村的打工者子女教育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在当前的教育格局和政策背景下，我国打工者子女义务教育权仍然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在北京，外地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借读，必须提供父母在京暂住证、户口簿、在京就业证明、在京社会保险证明等“五证”甚至“七证”，才有可能被接收。
 
同时，有限开放的公办学校，还会通过赞助费、捐款等隐性条件抬高打工者子女入学的门槛，想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在入学后，有些学校又会通过分班、师资配置等方式进行区别对待。
 
在公办学校之外，一些城市不仅不承担保障打工者子女义务受教育权的职责，还阻止社会力量寻找出路，致使民办教育和属于自救性质的打工者子女学校均得不到发展，打工子弟的受教育环境极端恶劣。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使农村儿童面临无法就近入学，或就近无学可上的尴尬局面。
 
从2000年至2009 年，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减少了2941万多人，约减少22.61%，而教学点减少了10万多个，约减少了59.29%。
 
“撤点并校可不止生源减少这么简单，也是教育资源向县城和乡镇等中心校和重点校集中的结果。”任星辉说，相比贫困山区里民办教师的艰苦，城市学校动不动就改造、建设的行为，简直是一种奢华之举。“好好的装修、好好的设施，却不断扒了重来，真的因为‘不差钱’？”
 
在任星辉看来，这种现象恰恰是教育资源配置有问题的表现。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学生择校，农村学生向县城集中；农村生源减少，又导致教学点和村小学撤销。
 
农村学生越来越向乡镇和县城集中，还产生了上学交通和食宿问题。事实上，直到现在，很多学校在交通、寄宿生的管理等问题上仍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